马思义的驳壳枪。　宁夏博物馆供图

　　在宁夏博物馆“红旗漫卷”展厅，一把驳壳枪把人们拉回到那个烽火狼烟、铁血驰骋的战争岁月。它长28.8厘米、宽14.5厘米，枪管细长，枪身宽大，手柄木制，柄下端连接一铁环，枪托缺失，枪身刻有“WWFFENFABRIK　MAUSER　OBERNDORF　A　NECKAR”字眼。这把枪的主人，是“海固回民起义”首领之一、回民抗日骑兵团创始人，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的马思义。

　　马思义，1914年出生于宁夏西吉县沙沟乡一户雇农家庭。在贫瘠的自然条件和国民党横征暴敛的双重压力下，老百姓生活悲惨而绝望。《同心文史》记载：“一九三四年宁夏省政府的《宁夏公报》中开列的捐税项目就有营业捐、家兽捐、盐运捐、盐销捐、烟灯捐、羊捐、商人捐，鸽子捐、搬夫捐、地捐、中人捐、粮食捐、特殊粮食捐、额外地捐，木捐、煤捐、皮捐、屠宰捐、船捐等三十一种，除此之外，还有好多如：清乡费、百货特税、醋行捐等二十几种，真是‘牛角尖上贴印花，屁不上税’。”在当年的鹞子川、沙沟一带也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地里的麦子上场了，地主老爷的大骡子来了，交过了租子，挨饿的日子到了；柜里的粮食早光了，一年的辛苦白费了，穷人们没活的路了。”“抓兵的官儿下乡了，保甲长张牙舞爪地跟着来了，有钱的拿钱来赎了。没钱的连夜逃了，抓了去就没有命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时，在中国工农红军帮助下建立的甘肃龙咀子回民自治政权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进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建设的初步尝试，也对不堪忍受盘剥的农民群众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聚居在海原、固原、西吉、静宁一带的农民群众，在马国瑞、马国璘、马思义等人的领导下，曾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暴动。在马思义的回忆《从海固起义到回民骑兵团》中分别以“咆哮的沙沟”“野火烧不尽”“马东山上的曙光”为章节，完整记录了这三次起义的情形。

　　忆及第一次起义，马思义写道：“1939年1月15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上千的农民从家中拿出旧枪，有的把铡刀一改为二做成武器，有的拿着长矛、大斧，有的拿着铁锨、棍棒，一齐奔向红套，一下子就攻下了联保主任王国义的堡子。这次起义后，马国璘就贴出布告：‘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汉回同胞，真心实意，努力向前，马下亡国（意即国民党马上就要灭亡了），救民抗国，除害安民，杀官掠库，无论汉回，无分新老，不分军民，一体同仁！此布！’”

　　第一次起义失败后，人民群众遭受的是敌人更为残酷的压迫，1939年5月29日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这次起义，起义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马国瑞、马正川，以及马思义的父亲马喜春都不幸牺牲，马思义的左腿被一颗子弹打穿。这把驳壳枪，就是马喜春牺牲时留给儿子马思义的。马思义就此立下誓言：“我要坚持活下去，为了终有一天要对国民党反动派算清这笔血债！”

　　1941年，马思义组织领导了第三次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积蓄了两年力量的第三次起义还是失败了。虽然起义失败，但其将少数民族自发的革命斗争融入整个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意义深远。

　　三次起义失败，让马思义不断思考出路的问题。“我的心像一扇磨盘一样沉重。突然，一道刺破黑暗的光明照亮了我的心扉，我想起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西吉时，一些亲眼见过红军的曾说过：红军是仁义之师，不打人，不骂人，主张打倒土豪劣绅，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带领200余名战士奔赴陕甘宁边区。

　　党中央对这支回民起义军十分重视，派杨静仁去做政治工作，改造这支农民起义军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部队。1941年7月，毛泽东、朱德、林伯渠与马思义等起义军官亲切会面，肯定了回族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毛主席对少数民族尊重的态度、真诚的关怀，都给马思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这支部队被改编为“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回民抗日骑兵团”，马思义任团长，杨静仁以政治教员名义担任党代表、政委，下设三个连，归八路军385旅代管，仍驻守陇东。

　　1942年春，马思义等十几名指战员被选送到城川的延安民族学院学习，他们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不断增强。半年后又转到抗大进行系统学习。1945年秋，马思义从抗大毕业后，按照党中央的安排，继续到回民骑兵团担任团长。1946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回民骑兵团已发展党员6名，成立了党支部，标志着这支回民骑兵团已经在革命大熔炉中锻炼成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

　　在马思义的革命生涯中，这支父亲留下的枪始终伴其左右。彰显了父子齐力反抗暴政的坚定决心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精神。枪林弹雨、沙场转战，再到文物展呈、后人追思，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跌宕的人生，更是全民族大抗战、全民族大觉醒的缩影。

　　（作者系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副校〈院〉长）

　　责任编辑：汪晓慧